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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破解老問題緊盯新動向
——各地深入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情況調研報告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 發布時間:2019年9月6日
  
  “我去年去縣里開了108次會,平均每3天就要去一次。今年過了一大半,大概去縣里開了40次會,相對來說少了不少。”這是記者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東峽鎮調研時,鎮黨委書記賀永才向記者比較去年全年和今年前7個月縣里召集自己開會的次數。

  文山會海、督查考核泛濫、不作為亂作為……一段時間以來,各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既讓廣大干部深受其害,又讓人民群眾深為反感。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再次要求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進行重點整治。貫徹落實中央部署,各地著力破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頑疾,推動整治工作不斷深入。

  嚴糾共治的良好態勢逐漸形成

  向化鄉,距離大通縣城二十多公里,是全縣相對較遠的一個鄉。今年以來,已陸續有4位縣領導來到鄉里推進對口的業務工作,每次來都是直接到村里現場辦公。“現在會議少了,我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到服務群眾的一線為老百姓解難題。”大通縣委常委、副縣長黃海泉對記者說。

  隨著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整治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黨員領導干部開始走出辦公室,下鄉村、到街道,工作作風悄然轉變。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正在從黨中央的明確要求,轉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實際行動。

  作風轉變的背后,首先是思想認識的提高。今年以來,許多地方都把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問題納入經常性教育內容,組織學習相關文件要求,通過警示教育等多種形式,提升廣大黨員干部思想認識。

  在貴州省黔西南州貞豐縣,2018年以來共開展全縣黨風廉政警示教育大會4次,專項警示教育展8場,鄉鎮(街道)警示教育巡回展14場,均安排了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相關內容。同時,縣委班子帶頭端正政績觀念,從實際出發作決策,力戒形式主義。今年3月,縣委結合本縣財政狀況和脫貧攻堅中心任務,主動停建了預算50多億元但緊迫性不高的某城建項目,把有限的財政資金集中用于民生上。在縣委帶動下,縣各直屬單位也以實際行動轉變作風,如縣自然資源局辦事大廳將辦事時限從30天壓縮為3天。在縣行政服務中心調研時,前來辦事的群眾普遍對窗口服務和辦事效率表示肯定。

  思想認識上去了,行之有效的舉措辦法也就不斷出現。實踐中,各地探索出一系列實招減少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文件多、會議多,是基層干部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也是許多地方整治的重點。為了精簡會議,青海大通極樂鄉黨委要求嚴格控制全鄉性的會議,規定鄉級副職擬組織召開的全鄉會議,先將計劃報鄉黨政辦公室,由鄉黨委書記和鄉長通盤考慮,盡量合并召開相關會議,減少會議次數。此外,河北、甘肅等省均通過設立“無會周”“無會月”等方式,督促各級機關合理安排會議時間,讓黨員領導干部少在會場多到現場,深入群眾問計于民。

  督查檢查考核過頻過濫,也曾讓廣大基層干部疲于應付。很多地方大幅刪減了交叉考評重復事項,使考核指標“瘦身”,同時還采取“組團打捆”方式,統一時間統一組織考核。以陜西神木為例,本著統籌協調、同類整合原則,以往由政法委、司法局等多個部門分頭展開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改為由政法委牽頭,相關部門組成專項考核組一次性考核完成,減輕街道等基層單位迎檢負擔。

  在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方面,大多地方都注重運用新技術,提升工作效率,減輕基層干部負擔。有的將原來層層召開的業務工作會議改為視頻會議,組織省市縣鄉四級干部同時收看,避免層層學習傳達。有的通過精簡整合微信群,暢通信息發布渠道,及時分享工作信息。有的通過建立電子數據平臺等實現多部門數據信息共享,避免重復建立臺賬、過度留痕等。

  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需要注入內在動力,也離不開外在壓力。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足職責,綜合運用“四種形態”,嚴肅查處并通報了一批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典型案件,其中,既有中管干部“刷白墻”搞形式主義被嚴肅查處,又有普通黨員干部對待群眾態度冷漠蠻橫被懲處,特別是圍繞脫貧攻堅、生態環保等工作中違規決策、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應景造勢等問題,堅決保證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落實落地。今年上半年僅湖北、陜西、安徽三省就查處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3638起,處理5416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3265人,形成了有效的震懾。

  老問題與新挑戰并存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具有一定的頑固性。調研發現,雖然隨著整治的深入,部分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基層干部群眾身邊還存在一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頑疾,同時整治過程中出現的新動向也值得關注。

  重形式輕實效現象,是形式主義的一個典型表現,也是實踐中亟須克服的頑疾。比如一些部門熱衷于鋪攤子掛牌子,在一些基層單位特別是城市社區掛的牌子琳瑯滿目,有的不得不專門騰出一面墻來掛牌,涵蓋黨建、綜治、民政、婦聯、勞動保障等。還有社區自己打造的特色項目以及一些職能部門下放的“任務牌”,多的甚至有上百塊。“都是各個條線上的工作,一塊也不能少。”但是牌子掛起來了,工作和服務卻跟不上,引來群眾質疑,“小小的社區能做這么多事?這么多牌子,咱老百姓來了也不知道該怎么對號入座。”

  如此掛牌,顯然已與社區本身的服務職能脫節,究其原因,還是為了應付上級各部門的檢查考核所致。調研中有基層干部反映,有的部門考核工作不關注政策是否落實,而是檢查宣傳氛圍是否濃厚,在什么地方立了宣傳牌,這樣的導向自然容易引發形式主義。“宣傳的展板三天兩頭經常換,脫貧攻堅的檢查來了換成脫貧攻堅的內容、掃黑除惡的檢查來了換成掃黑除惡的內容、生態環保的檢查來了換成生態環保的內容,村里光制作宣傳牌一年就要花好幾千塊錢,花得很心疼”,一位村支書掰著指頭對記者說。

  不僅如此,在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整治當中,如果只關注表面形式而忽略了客觀實際,就容易導致以形式主義反對形式主義。有些地方簡單要求降低文件會議數量,但對于哪些文件該減、哪些會議可以不開,執行中卻不能很好拿捏,如果只按照上級統一的數量標準而不考慮各單位實際,就容易成為“一刀切”。有的把應該開的會精簡了,下級單位在干工作時得不到具體的指導反而增加盲目性;有些地方把原來印發的紅頭文件,改用白頭件等形式變相發文,還有的以電話通知、微信短信代替文件通知,基層單位還要整理電話記錄,實際上文件性質的東西并沒有減少,還因為來源復雜、管理不規范,基層收文負擔反而更加重了;有的不具體分析會議重要與否,認為只要套開會議從數據看就不會增加會議數量,于是有用無用的會都放在一起套開。有縣里一局領導到市州去開會,一次套開8個會,從早上8點開到晚上7點。“時間長,內容多,一天會開下來頭昏腦脹,有的內容跟自己的工作職責關系還不太大。”這位局長無奈地說。

  發現難、認定難,仍是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一個難點。調研中看到,目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查處不少還是“被動式”的,很多被查處的案件都是在查處別的問題時倒推查找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以南方某地為例,黨的十九大以來該地區共查處了89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其中有87起都是在查處扶貧領域有關問題時發現的。實踐中如何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早發現早糾治,則還有待進一步探索。此外,有些地方把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更多對準基層一線干部具體工作中的失誤,對上級機關和領導干部在管理指導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卻關注較少,有的地區查處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案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鄉村社區干部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不擔當不作為是困擾基層的老問題,調研發現,部分干部不擔當不作為,既有自身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因素影響,如何能從更深層次破解癥結還有待探索。記者在一個村隨機采訪村民時,有村民反映向銀行申請貸款需要到村委會開證明,但村干部態度不好不愿寫,結果拖拖拉拉錯過貸款時間。然而村干部對此也是一肚子苦水,“有些材料根本就不需要開,身份信息、家庭貧困信息等通過身份證、貧困戶記錄本等材料完全就能證明,不寫的話群眾不高興,寫了又是無用功。”

  哪些活該干,哪些活不該干,如果不能權責清晰,就容易推諉扯皮,人與人如此,單位與單位甚至上下級之間也是如此。一些基層干部在調研中談到,有的上級部門同下級單位頻繁簽訂責任狀,將責任“甩鍋”,一些鄉鎮的“責任狀”一年下來多達幾十份,出了問題先追基層干部的責任,甚至“一票否決”,基層從“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變成“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不干活有風險,干活更有風險,最后選擇不作為;有的問責只有前半篇文章,不注重后半篇文章,對干部的責任一問了之,這種問責泛化簡單化的情況很容易挫傷基層干部的干事熱情。

  深入整治還需系統發力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成因復雜、涉及面廣,因此調研中大家普遍認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一個系統工程,既需要在制度機制上下功夫,也要加強教育和監督。

  壓緊壓實主體責任。大家普遍認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需要各級黨組織在整治過程中發揮主體作用。在實踐中,基層的很多形式主義表現,都是被上級官僚主義的做法給倒逼出來的,要破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離不開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以上率下、以身作則,帶頭查擺和糾正自身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同時,紀檢監察機關也需要強化監督,特別是強化政治監督,督促和推動各級黨組織做好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整治工作。

  在監督執紀問責上精準發力。針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發現難、取證難、定性難,不少干部群眾建議紀檢監察機關利用好各類舉報平臺,暢通舉報渠道,發揮媒體監督、群眾監督作用,提升發現問題的能力。同時建議更合理地區分一般工作失誤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聚焦重點人、重點事,精準執紀問責。

  厘清權責關系,防止責任“上推下卸”。調研中一些干部從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角度剖析了產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原因,認為權力與責任脫節是基層產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重要因素。大到一個部門,小到一個個體,如果分工不明確,責任邊界不清晰,就容易推諉扯皮,如果權責失衡,就容易催生形式主義應對官僚主義。因此,建議更加清晰地明確有關工作責任主體,劃分好各單位各層級的責任權力邊界,同時希望中央要求的“三個區分開來”在廣大基層能夠貫徹落實到位,將容錯糾錯機制建立起來,讓大家真正可以放開手腳做事情。

  加強干部隊伍能力建設。從各地實際情況來看,產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與干部隊伍的能力素質也是密切相關的。調研也發現,如果鄉鎮干部和村兩委人員素質相對較高,對政策的理解把握到位,那么服務群眾的實際效果就會比較好,反之疲于應付交差甚至弄虛作假的情況就會更多。有干部提到,如果能通過優化隊伍結構、加強培訓等方式增強基層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業務能力,能較好避免本領不足導致政策落實過程中的形式主義。提升履職能力,不僅要在業務層面著力,也要在思想認識層面發力。不少干部認為,這也體現出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性。特別是現在正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要多從主觀上教育引導干部提高宗旨意識,樹立正確政績觀念。此外,還有部分干部建議更好發揮干部考核作用,聚焦不同部門單位工作職責提升考核精準度,同時在內容上強化結果導向,有效引導基層抓落實、重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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